我们应该怎么做慈善这件事？值得每个中国人好好思考。

 

昨晚的央视募捐晚会，我打开电视很晚。前半部分没有看到。没看到的部分我没看法。看到的部分，我有看法。

 

一个一个企业代表，手里拿着一张又一张几千万，上亿的红信封走上台时，我不由自主地在比较，这企业不错，那企业不错。。。我想很多人会和我一样。然后当主持人提醒现场观众往身后看时，我看到更多的小红信封，上面写着100万、200万，这些企业我们无法看到是哪些，只能看见让人激动的红彤彤跳跃的一片。但是，当组织者把捐100万的企业放在后面，捐1个亿的企业站在台前，并且人人拿着一个价码在镜头前晃动那个时刻起，善心就被量化了。以慈善做宣传从来就不该被谴责，善心是应当被鼓励，被宣传的——被鼓励和被宣传的善心才能发挥更广泛的影响。但规则应该如何设计？应当推广一种什么样的价值体系去鼓励善心？在缺乏组织化慈善传统的中国，没有标准答案。但这个规则设计中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善心是不能被量化，被比较的，因为善心是善心自己的一般等价物。在世界各地的慈善捐助活动中，常常会对捐助分级，但这正式这个规则设计的微妙之处：不同的级别只是宣传套餐的差异，但从价值判断导向上，一定要代表同样的善心——这是慈善规则设计的核心。一旦慈善规则的设计暗示出一种对善心的比较效果,就是这个规则设计的大失败。其结果只能是使慈善沦为投机者套取名利的工具而成为行善人的压力——这是对慈善资源的毁灭性开采。

 

当我看到将捐助人按善款级别分组，拿着价码，并且高喊口号的时候,我看到的是文革式地慈善示范。积德行善，从来是量力而为。但当善心标尺被树立，又被国家的宣传机器全力放大时，在这个体系中的捐助人便失去了量力而为的自由。那些站在台上的一部分企业，让我觉得悲哀。在这场明码标价的“爱国慈善运动”，以及以后可能出现的无数场爱国慈善运动中，他们能顶着民族脊梁的帽子抗多久？

 

这场晚会募了１５亿。这１５亿的象征意义大于它的实际意义。这场救灾，早已不是钱的问题。我们真的不缺这１５亿灾款。实在不行了，强制要求垄断性国企垫付都可以。那这个晚会募的是什么？募的是人心。募到了人心，却立错了规矩，募到的人心就都是这１５亿的代价。这个代价大还是小，见仁见智。我觉得这么有影响的一场慈善晚会，我宁愿它募的善款缩水十倍，也要把规矩立对，那样募到得人心，就全都是可以永续开采的慈善资源。前路无常，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慈善体系，才是全中国人民的福气。

 

另外一个让我有看法的，是央视粗暴低级的煽情做法。不愿意多说他们了。但让我感叹的是，其中一个小女孩儿的爸爸，居然已经不知道怎么表达感情了。。。

 

从今天开始，我觉得新闻报道不要做得太惨了，不要再看到那么多尸体，那么多废墟，那么多撕心裂肺的哭声。就象９１１后有些镜头被禁放一样，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措施。广泛的心理问题，应该比我们意识到的严重得多。

 

就在我写这片博客的时候,电视里传出安徽一个地方露天群众捐款会上,一位女子激动地对着在红红的捐款箱前排队准备捐款的人群高呼:为了我们的灾区,让我们踊跃地捐款吧!我不由得后背发凉。

 

从今天起，不看电视。

相比布什在Hurricane Catrina的表现，国务院的反应速度令人尊敬。希望良知尚存的外媒能够对此好好报道。

 

每一场大灾难其实都是两场灾难：一场在眼前，一场在心里。每一场大灾难的救援，也都有两条战线：一条看得见，一条看不见。看得见的这场仗要救命，看不见的这场仗要安魂。救命这场仗在政府坚强领导下的军队和各战线的团结努力下让我觉得一定会打得比任何政府都要漂亮。看不见的这场仗我们需要打么？怎么打？谁来打？打得好么？大灾难把生与死这种生命终极问题以一种野蛮的方式，强制性地摆到每个人眼前，让平日不可一世的我们感到渺小、感到恐慌、感到无助。这场心里灾难的受灾人口比实际灾难的受灾人口要广泛的多，但因为没有直接的表现形式，这种危害常常并不为人重视，往往便自生自灭了。可是对生命的不自信和对命运的恐惧却因此被更深地埋下。911之后，Catrina之后，美国的精神信仰体系就立刻在这个精神战场开始了工作。跟着军队一同开往前线的，是大量的心理工作者和宗教人士。这些人在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依然在医治这些重大灾难在民众心中产生的创伤。在国内，这些问题是问题么？这些创伤是创伤么？不知道。也许我们为了生存而每日辛苦恣睢而奔波的同胞们还没有发育出这样的需求，但如果这样的需求真的存在，在这个信仰真空的年代，我们用什么来打这场仗？没有答案，但我想如果生者能从所有在灾难中消逝的生命中汲取更加强大的生命力量，应该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了。

 

为所有的幸存者祈福。

赶了两场婚礼之后有一个体会：要大力推广在圈内互相解决婚姻大事的观念，这样可以减少参加婚礼成本的一半。向Vincent和Summer同学提出表扬。